欧洲工业化生产的棉纺织品在全球取得的成功，其实就是两次连续的浪潮带来的结果：第一个阶段从1760年代持续到1820年代，先是欧洲，但也包括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西方市场和大西洋市场销售的扩大；第二个阶段从1820年代开始，是欧洲布料在亚洲市场销售量的大幅度增加。

  英国的棉布取代了之前由印度和亚洲别的地方生产的产品。这个年代顺序符合近年来对于工业生产率的测算，该测算显示出英国的棉布在1820年代之后才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开始赢得大量的市场。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产品就已经打入了亚洲市场。

  1800年，居住在达卡的商人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写给英国海外贸易局（the British board of Trade)的报告中，就已经在强调英国产品给当地棉纺织业带来的压力。1808年，苏格兰人玛丽娅·格拉汉姆（MariaGraham)在孟买的集市打开一捆棉布的时候，说她“惊讶地发现里面至少有一半都产于英国，而且比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生产的质量相当的产品要便宜得多······不过奇怪的是，棉花被运到英国，进行生产，再运回这一个国家，销售的价格倒还比劳动力如此低廉的印度所产的布料便宜。

  但是我相信，这部分是因为这里运输的不确定和困难性，不过英国使用机器肯定是根本原因”。到1813年，英国的印花布－此时比印度产品更便宜的默苏利珀德姆和科罗曼德尔纺织品的仿品－也已出现在巴基斯坦的市场上。不过，英国的产品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超过了印度的棉纱和布料，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差不多花去二十年。首先是英国的棉纱在1810年之后开始取代印度的棉纱，到1820年代末，英国棉纱的价格仅为印度纺纱匠生产的棉纱价格的一半。

  棉纱之后，英国的布料也开始进口到印度次大陆。英国出口到印度的棉纺织品的数量，从1814年不足100万码，到1830年增加到惊人的5100万码。英国的布料不仅进入了印度次大陆的大城市市场，而且还进入了内陆的偏远地区。1824至1825年在孟加拉旅行的雷金纳德·希伯（Reginald Hcber)惊讶地发现，在相对偏远、之前很少有西方人经商的拉杰普塔纳（Rajputana)中心地带的阿杰梅尔（Ajmer)和在马尔瓦（Marwar)的市场上，都有英国棉纺织品的身影。并不是只有印度棉纺织业才感受到了欧洲产品的竞争。

  在19世纪头十年，欧洲工业化生产的棉布也出现在叙利亚市场上。鲜艳、轻薄而耐用的英国棉纺织品很快在中东受到青睐。黎凡特公司（the LevantCompany)在1814年报告说，“土耳其宫廷的子民通过种种描述所表露出来的对于英国产品的渴望，为我们贸易的扩大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的贸易对这一个国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就算是在反对这一些产品的困难下，土耳其消费的数量都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一旦这些障碍消除，需求就会大得惊人”。确实，对于欧洲生产商来说，后来需求不仅大得惊人，而且还利润丰厚。

  二十年之后的1833年，苏格兰外交官、作家戴维·厄克特（David Urquhart)总结说，在土耳其市场，“人们的偏好从印度平纹细布转向了伯明翰平纹细布，从戈尔康达印花布转向了格拉斯哥印花布，从大马士革钢转向了谢菲尔德钢，从喀什米尔（Cashmere)披巾转向了英格兰宽幅布”。尤其是在1840年之后，英国和欧洲丰富的产品源源不断涌入奥斯曼帝国，在1840年代到1910年间，进口布料的数量增加了十倍之多。

  英国的成功，以及欧洲大陆的产品较小规模的成功，原因主要在于它们的低价，也在于欧洲商人组织分销、评估市场并说服殖民政府和亲民政府颁布一系列减税、减少官僚主义的法律的能力。在欧洲势力直接控制的地方，这一切很容易办到。而在奥斯曼帝国，西方也可以间接地向它施加政治和经济的压力。虽说19世纪，特别是1846年之后，号称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开放的时代，但实际上，只有像英国、欧洲大陆和后来的美国那样的工业经济强国，才能够从减少贸易壁垒和从产品竞争当中获利。显然，欧洲的产品－具体而言就是棉纺织品－已开始破坏已有的商业网络。然而，它们并不见得如人们认为的那样，会导致本土贸易、地区贸易和区域内贸易的衰落。就以亚太贸易为例，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它的内部贸易依然还是多于与欧洲的贸易。

  人们或许可以说，欧洲产品的成功，是由于印度洋自第二个千禧年早期发展起来的广泛的贸易体系，使其能够轻易地找到市场而导致的。到19世纪，欧洲产品开始在亚太市场取代和补充亚洲的产品。在印度购买，棉纺织品也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被卖到中国以换取茶叶，茶叶再被销回欧洲。在现代早期的印度洋一带，印度布料是易货贸易的媒介，所有的商品都能够最终靠它进行交易，而在19世纪，英国的布料也开始具备同样的功能。

  产生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逐步发展的生产、贸易和交易体系的向心性，将欧洲置于其核心，保证了欧洲的繁荣，而世界上别的地方却相对处于非工业化和不发达状态。技术创新、工业化和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优势，通过商业的形式转化为一种倚重于欧洲的产品、资本和企业家的交易体系的缔造。贸易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投资的高回报或国家产业体系的扩大：它还在于促进了与一个国家制造业经济别的部分的后向联系，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机械工业；它推动了造船和工程等的内部基础设施的建造，使保险和金融中介得以发展。

  英国尤其如此，它的棉纺织品换来了进口的各种农产品、原材料和食品。英国还主控着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棉花供应。英国的经济不仅率先实现工业化，而且还率先拓展到第三产业，向全世界出售它的产品和服务。它是一条印度人常戴的大方巾。实际上，这块布料19世纪早期产于南亚，但却不是在亚洲而是在北美洲被人们使用。

  我们对大方巾很熟悉，因为在1950、1960年代无数的电影中，牛仔的脖子上都围着它。它或许是有关19世纪居住在蛮荒西部的冒险者的电影中我们比较了解的少量物品之一，但电影没有揭示的是，这种大方巾是用漂亮的印度布料（有时候是丝绸，但通常是棉布）制成，而且这类布料是美国牛仔极其男性化服装选择的组成部分。

  我们也许觉得，一条印度大方巾出现在遥远的美国西部有些格格不入，因为牛仔形象的塑造，是倚重于另一种棉制品：牛仔裤。加州牛仔裤［“李维斯”（Levis)牌以及后来的另外的品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作美国民族形象的根基。不过，刚成立不久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印度洋开展贸易的时候，大方巾却是美国进口的最重要的品种。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大方巾成为热门，在北美的销售量多达数百万条。这样的产品如此走俏，以至于美国，甚至英国和中国都开始为美国顾客生产大方巾仿制品。

  从一种体系到另一种体系这个物品如此不自在地夹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它的身份不清，它和传统的分类也相抵触。然而，它却是一件很好的道具，折射出棉纺织品从亚洲商品成为西方工业和文化核心的变迁。本书描绘了我所定义的印度洋“旧棉纺织体系”向西方创造的“新棉纺织体系”的转移。这两种体系又在哪几个方面存在不同呢？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18世纪之前，在棉纺织生产、贸易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是印度（以及少量亚洲别的地方），而从19世纪早期开始，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洲则成为棉纺织生产和贸易无可争辩的新兴地区。

  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以及这样的一个过程与更广范围的分流的框架之间的关联。但把我们自己保持在一个纯描述性的层面上，也能注意到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其他差别。自19世纪始，棉纺织品贸易已经变得真正的全球化，不仅连接了非洲和欧亚大陆，而且还打通了大西洋与太平洋。